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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商票被八折兌付后之追索權案例研究

          作者:孫黎 2020-11-191307
          [摘要]鑒于包商銀行出現嚴重信用風險,中國銀保監會決定自2019年5月24日起對包商銀行實行接管,接管期限一年(后又延期半年)。

          鑒于包商銀行出現嚴重信用風險,中國銀保監會決定自2019年5月24日起對包商銀行實行接管,接管期限一年(后又延期半年)。2019年5月30日,中國人民銀行辦公廳發布《關于做好包商銀行承兌匯票保障工作的通知》:對同一持票人持有合法承兌匯票合計金額在5000萬元以下的,按原合同及交易規則正常流轉和到期付款,存款保險基金管理有限責任公司(存保公司)對承兌金額全額保障。對同一持票人持有合法承兌匯票合計金額5000萬元以上的,由存保公司對承兌金額提供80%的保障;未獲保障的剩余20%票據權利,包商銀行將協助持票人依法追索。上海票交所專門對此進行了分類,票據市場多了兩個新名詞“全額保障票”和“非全額保障票”,并對同一持票人在5000萬以上的包商票標注了“非全額保障票”。持票人到期提示付款當日,包商銀行兌付了80%的票款。在持票人、出票人和各背書人之間,對于20%的損失由誰承擔,顯然成了法律難題。我國票據法只對承兌人兌付和拒付兩種情況規定了法律后果,實踐中銀行承兌匯票幾乎沒有部分兌付的操作。包商票的最后持票人多數為中小金融機構。從公開信息顯示,多家銀行已經展開了追索權訴訟,各地法院對此看法不同。筆者最近搜到三份判決書,兩份不支持持票人的追索權,一份支持。


          一、  同案不同判的法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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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三個案例均涉及包商銀行作為票據承兌人(按照監管部門的要求,包商銀行僅承兌了持票人80%的票據金額),持票人就剩余20%票據權利行使追索權,被追索人即被告均為票據的首次貼現行(業內稱直貼行)。但不同法院對于同類案件的看法不盡一致甚至截然相反。


          案例一,原告朝陽銀行主張五張包商票合計5000萬元未得到清償的20%票據款1000萬元。根據法院判決書記載的票據兌付情況:“2019年10月17日,涉案5張承兌匯票到期,原告向承兌人提示付款,包商銀行分5筆各向原告匯款800萬元,合計4000萬元。另查明,涉案5張電子銀行承兌匯票的票據風險狀態均顯示“待債務確認”。溫州鹿城區法院的判決理由簡單明確:包商銀行承兌部分匯票金額的行為并不構成票據法上所規定的拒絕付款,等于從實質層面上否定了朝陽銀行的追索權。


          案例二,原告黃驊銀行主張三張包商票合計4800萬元其未得到清償的20%票據款960萬元。根據法院判決書記載的票據兌付情況:“票據到期后,2019年9月30日,包商銀行向原告黃驊銀行支付訴爭三張匯票合計4800萬元的80%,2019年10月12日,包商銀行向原告黃驊銀行另外全額兌付一張1000萬元的銀行承兌匯票?!笔仪f鹿泉區法院否定了原告黃驊銀行的追索權,認為其未取得拒絕付款的形式要件,同時包商銀行對三張票兌付80%不能說明包商銀行對黃驊銀行持有的三張票構成實質拒付,駁回其訴訟請求。

          案例三,原告華西銀行主張一張2000萬元的包商票未得到清償的20%票據400萬元。根據該案判決書內容所示:“2019年7月15日,原告提示付款遭拒付。同日,原告收到包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600萬元”,“2020年7月1日,經本院向上海票據交易所查詢,涉案電子銀行承兌匯票記載的‘評級信息’注明:依據包商銀行接管、重組和承兌匯票保障安排,存保公司享有對出票人的付款請求權、持票人享有保障外的剩余票據權利(以下簡稱記載事項)?!鄙虾J衅謻|新區法院支持了華西銀行的追索權,判決被告大連銀行支付未清償的金額400萬元及利息。


          三案的票據承兌人均為包商銀行,但法院的觀點截然不同,關鍵在法院是否認可持票人享有追索權。《中華人民共和國票據法》(以下簡稱《票據法》)第62條第1款規定:“持票人行使追索權時,應當提供被拒絕承兌或者被拒絕付款的有關證明?!?第2款:“持票人提示承兌或者提示付款被拒絕的,承兌人或者付款人必須出具拒絕證明,或者出具退票理由書。未出具拒絕證明或者退票理由書的,應當承擔由此產生的民事責任?!钡?5條規定:“持票人不能出示拒絕證明、退票理由書或者未按照規定期限提供其他合法證明的,喪失對其前手的追索權。但是,承兌人或者付款人仍應當對持票人承擔責任?!笨梢?,法律規定了追索權的行使前提,即持票人需證明自己向承兌人或付款人提出付款請求,但遭到承兌人合法理由拒付,方能行使追索權以保障自己的票據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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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三個案例中,原告均主張遭到承兌人部分拒付,但均未給出法定形式的拒付證明,案例一溫州鹿城區法院和案例二石家莊鹿泉區法院均認為,包商銀行對包商票不是票據法上的拒付,基于此否定了原告的追索權。但浦東法院卻肯定了原告提請付款遭拒付,有權行使追索權。對比下來,推定浦東法院向上海票據交易所查詢涉案電子銀行承兌匯票記載的‘評級信息’注明:“依據包商銀行接管、重組和承兌匯票保障安排,存保公司享有對出票人的付款請求權、持票人享有保障外的剩余票據權利(以下簡稱“評級信息記載事項”)”視作拒付證明,從而認為原告華西銀行享有追索權。但筆者認為,該記載事項是否符合票據法的拒付證明,有待商榷。


          二、包商票追索權形式要件----拒付的電票信息和法律文件


          票據是文義證券,承兌人是否拒付,需要在票據上有明確的意思表示?!镀睋ā返?2條、63條與64條對拒付證明進行了嚴格且清晰的規定,《票據法司法解釋》第71條對《票據法》63條的“其他有關證明”予以細化。中國人民銀行《電子商業匯票業務管理辦法》第65條將追索分成了拒付追索和非拒付追索。非拒付追索是指承兌人被依法宣告破產的或因違法被責令終止業務活動。67條規定追索時,追索人應該提供拒付證明。拒付追索時,拒付證明為票據信息和拒付理由;非拒付追索時,拒付證明為票據信息和相關法律文件。由此可見,無論是票據法還是央行有關電票的行政法規對拒付證明的要求,一是書面形式(電票即為票據信息),二是在拒付追索時必須載明票據法規定的拒付理由(持票人惡意取得票據、超過提示付款期、被法院凍結止付等)或在非拒付追索時法律規定的有關部門或單位出具法律文件。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最高法民終778號指出:“在案涉匯票到期后,邢臺銀行僅是用大額自由格式報文‘詢問’焦作中旅銀行能否按時付款,并未用專用提示報文‘提示’付款;而焦作中旅銀行作出的‘你行支付交易自由格式查詢票據,我行未簽發,無委托任何銀行代簽’的回復,從文意看并沒有拒絕履行的明確意思表示,從形式看也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票據法》第六十二條規定的拒絕證明的格式內容?!笨梢?,拒付證明在文意上需要有拒絕履行的明確意思表示,形式上要符合《票據法》的規定。


          《電子商業匯票業務管理辦法》第四章信息查詢第73條規定,持票人可查詢所有票據信息;在追索階段,被追索人可查詢所有票據信息。第74條規定票據當事人對票據信息有異議可向電票系統的營運者(現為上海票交所)提出書面申請。筆者沒有看到三個案例中爭議的電票,無法得知爭議的電子匯票顯示最后狀態的信息。承兌人可以選擇對提示付款申請簽收或駁回(注明理由),電票系統會作出相應的處理,比如駁回,匯票最后的狀態信息為“提示付款已拒付”。


          前述三個案例有關包商銀行對原告到期提示付款后,票據信息描述上有較大的出入。案例一的查明事實,提到票據的風險狀態為“待債務確認”;案例二查明事實直接寫了包商銀行付款信息;案例三查明事實“提示付款遭拒付”。‘評級信息’注明:“依據包商銀行接管、重組和承兌匯票保障安排,存保公司享有對出票人的付款請求權、持票人享有保障外的剩余票據權利。筆者認為,上海票交所對非全額保障的包商票的信息是統一處理的,不會有不同。然而,無論是原告舉證能力問題,還是原告不愿提供對自己不利的票據信息,上海票交所對爭議票據的信息有待于進一步查清。


          從案件的背景來看,包商票的追索不應歸類于票據法62條合法拒付的類型,而是非拒付追索,即《票據法》64條規定的特別情形,即承兌人(付款人)被法院宣告破產或因違法被有關行政機關責令終止業務活動的情況。但至筆者撰稿時,包商銀行(或其債權人)尚未向法院申請包商銀行破產。銀保監會做出的決定自2019年5月24日起對包商銀行實行接管是否可認為監管機構終止其業務活動?三個案件的當事人和法院都未提到銀監會的這項決定可視為非拒付追索時法律規定的有關部門和單位出具的法律文件。而筆者認為此份文件,原告應該予以提交,是否認可由法院做出判斷。


          另外,‘評級信息’記載事項是否可以構成一份法律文件,值得商榷。評級信息應該是第三方機構對包商票的評級內容,但從措辭來看,顯然是上海票交所對包商票的備注信息。從文意上看,使用“保障”一詞,并非票據法的通常用語,不是保證的意思,更無法得出明確拒付的意思表示;其次,“存保公司取得出票人的付款請求權,持票人享有保障外的剩余票據權利”是將存保公司與持票人的權利分配,即存保公司享有對出票人100%的付款請求權,持票人享有20%的付款請求權和追索權。姑且不論這樣的權利分配是否合法,上海票交所似乎沒有此等行政權力做出這樣一份法律文件。該記載事項不符合現有法律規定,不應視作拒付證明。


          三、包商票追索權拒付的實質要件----部分付款是否屬于拒付。


          三個案件中,原告都收到80%的票據款。無論是包商銀行支付還是存保公司從保障基金中支付,從票據法律關系上,包商銀行作為承兌人/付款人已經清償了持票人80%的票據款。但票據法第54條規定,持票人依法提示付款,付款人必須當日足額付款。我國票據法僅規定了全額付款。這樣的部分付款,顯然不是我國票據法意義上的拒付。由上海票交所營運的電票系統也沒有部分付款的報文選項。


          票據法司法解釋第5條規定,付款請求權是持票人享有的第一順序的權利,追索權是持票人享有的第二順序權利,即匯票到期被拒絕支付或具有票據法第61條第2款所列事項,持票人才能向其前手追索。僅從法律上說,包商銀行沒有申請破產或終止業務,原告應該先起訴包商銀行要求支付剩余20%的票款。然而,中國人民銀行辦公廳《關于做好包商銀行承兌匯票保障工作的通知》中,未獲保障的剩余20%票據權利,包商銀行將協助持票人依法追索。顯然,該份行政文件認為包商銀行已經不具有付款義務,僅有協助持票人追索義務。法律、司法解釋和行政機關的文件上存在矛盾,法官如何對待?案例三浦東法院的判決,在事實上認定原告票據提示付款后遭拒付,但同日原告收到80%的票款。這樣寫法僅僅在適用法條上沒有了障礙,但經不起推敲。


          當然,解決這個問題在于全國人大修改《票據法》,規定承兌人部分付款如何在票據上標記以及法律后果。


          四、上海票交所《主協議》對本案的影響


          上述三個案例均是在上海票交所場內交易的電子票據糾紛。交易各方為交易所的會員,進場交易前均需簽署由上海票交所和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公布的《票據交易主協議》(簡稱《主協議》)并備案?!吨鲄f議》第三條第五款第1項對承兌人的權利義務做了明確的規定:對電子銀行承兌匯票承兌后,即視同于已對其進行付款確認;進行付款確認后,除掛失止付、公示催告等合法抗辯情形外,無條件委托票據交易所在票據到期日劃付資金至持票人資金賬戶。若余額不足,委托票據交易所按票面金額逐日連續扣款。主協議第七條規定了未履行支付義務構成違約事件。這一點,實際上與《票據法》的付款請求權一致。


          《主協議》與《票據法》存在著兩個比較大不同點。


          1、主協議第三條第五款第7項對持票人追索權作了一個特別規定:提示付款后承兌人拒絕付款的,可以按照保證增信行(若有)、貼現人、貼現人的保證人(若有)的順序進行追索或追償。放棄對前手背書人行使追索權,但保留對票據出票人、承兌人、承兌人的保證人、貼現人、貼現人的保證人(若有)及貼現人前手背書人的追索權。這說明了三個案例中持票的銀行僅將貼現銀行作為被告,而放棄了其他前手的追索權。在案例三中,法院以貼現行與其他轉貼銀行承擔連帶責任而回避了被告要求追加其他轉貼現銀行為被告的請求。主協議這一點與票據法存在沖突。據筆者理解,票交所的交易平臺是一個金融機構買賣票據的二級市場,而追索權實際上是解除交易(合同)。過多的允許解除交易不利于金融交易的穩定性要求。貼現行是將一級市場的票據引入二級市場的中間環節,持票人直接追索貼現行可以減少相當多的訴訟。


          2、《主協議》第十二條爭議解決條款約定法院管轄:交易雙方若不進行協商或協商未果,應將爭議、索賠或糾紛提交票據交易所所在地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解決。票交所所在地在上海市黃浦區,按照訴訟金額不同有管轄權的法院是上海市黃浦區法院或上海金融法院。但是上述三個案例,均選擇了被告所在地法院進行了訴訟。被告均沒有將主協議作為提出管轄異議的依據。


          筆者認為,包商票的追索權訴訟十分罕見。如果放在上海票交所所在地法院,對案件處理的一致性,非常有利。但是,無論是上海票交所、爭議的當事人和法院都沒有將這個主協議的管轄條款當回事。票據法因為票據的電子化以及票交所的集中交易越來越與現實脫節?,F行的《票據法》是紙票時代的產物,落后于現實太多應該及早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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