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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談項目停工所引發之施工合同糾紛的處理

          作者:李云 張文 2020-11-26723
          [摘要]2020年,新冠疫情之下,各行各業均不同程度受到了影響,一些計劃中的建設項目被延期,還有一些正在建設中的項目甚至被迫停止施工,由此引發不少糾紛。拋開疫情因素外,對于項目中途停工所引發的施工合同糾紛,往往同時涉及到工期延誤、進度款支付、工程質量、黑白合同的效力及工程價款結算依據的認定等諸多問題。

          2020年,新冠疫情之下,各行各業均不同程度受到了影響,一些計劃中的建設項目被延期,還有一些正在建設中的項目甚至被迫停止施工,由此引發不少糾紛。拋開疫情因素外,對于項目中途停工所引發的施工合同糾紛,往往同時涉及到工期延誤、進度款支付、工程質量、黑白合同的效力及工程價款結算依據的認定等諸多問題。本文擬以筆者曾經辦的一起歷經中院一審、高院二審、最高院申請再審后審結的施工合同糾紛為例,從項目概況、爭議焦點、法院認定、裁判結果、實務建議等方面,就類似案件的處理作一簡要分析。


           一、項目概況


          (一)基本情況


          2014年7月15日,施工單位B公司與發包單位A公司就某食品生產車間及其附屬工程簽訂《建設工程施工合同》(下稱標前合同),約定工期300天,合同總價1.19億。


          該項目因使用財政資金屬于必須招標的項目,后經公開招投標程序B公司中標,雙方于2015年6月5日簽訂《建設工程施工合同》(下稱中標合同)并在有關政府主管部門備案,約定工期730天,合同總價為1.79億;同日雙方簽署一份約定仍以標前合同為結算依據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協議書》。


          2015年7月30日,A公司取得案涉項目的《建設工程施工許可證》,案涉項目計劃于2015年6月8日開工,實際B公司2014年9月即進場陸續施工。


          雙方在案涉項目的基礎、主體施工完畢后,因質量問題產生爭議,A公司委托第三方檢測單位進行鑒定后出具了基礎、主體結構鑒定報告,鑒定結果為質量合格。2016年10月11日,案涉項目所在縣住建局向A公司送達了《關于盡快組織工程竣工驗收的函》。2016年12月,經B公司施工的辦公樓、配電房已由A公司在未組織竣工驗收的情況下即投入使用。 


          此外,A公司將原屬于案涉《建設工程施工合同》承包范圍內的部分分項工程進行了擅自甩項,交給由B公司以外的第三人進行施工。


          自2016年開始,B公司多次發函要求A公司支付工程進度款,A公司因資金不到位無法及時支付進度款;而A公司認為B公司工期延誤,且工程質量存在問題,不應支付進度款。


          2017年9月,施工單位B公司因發包單位A公司長期拖欠進度款且多次協商未果進而提起訴訟。


          (二)訴訟請求


          B公司提起訴訟的目的在于盡快收回已經施工完成部分的工程款,也是為了防止A公司因資金鏈斷裂后影響到B公司的合法權益。經過再三討論,B公司提出了如下請求:依法判令被告A公司立即向原告B公司支付拖欠的工程款暫定5000多萬元(以司法鑒定結果為準)及逾期支付工程款所產生的利息損失;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被告違約給原告造成的合理利潤損失和材料損失300多萬元;確認B公司在A公司欠付的工程款及利息范圍內,對案涉工程拍賣或折價后所得價款享有優先受償權;案件受理費、保全費、工程造價鑒定費等由被告承擔。


           二、爭議焦點


          眾所周知,但凡是合同糾紛,合同的效力是法院審理時首先需要認定的,尤其是對于施工合同糾紛來說,合同效力往往是案件中的主要爭議焦點。在A公司與B公司的施工合同糾紛中,法院概括的爭議焦點為:案涉兩份合同的效力如何認定;雙方實際履行的是哪份合同;鑒定結論能否作為認定涉案工程的結算依據;工期延誤與質量問題。


          對于前述爭議焦點,B公司認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釋》)第一條的規定,標前合同為無效合同,中標合同合法有效,雙方是按照新簽訂的中標合同履行的,應將中標合同作為結算依據。鑒定結論是由B公司依法申請、在法院主持下由雙方共同確定的鑒定單位出具,且鑒定結論依據的鑒定材料由雙方共同確認,項目現場的施工邊界也由雙方和法院、鑒定單位共同劃分確定,鑒定報告已經庭審質證,無論程序還是實體上均符合法律規定、合法有效。鑒定結論是公平合理的,僅是對B公司最基本的合法權益的體現,應當作為確定工程價款的依據。A公司所提出的工期問題沒有依據,事實上如果工期存在延誤,也是由于A公司一直遲延支付工程進度款所致,責任應由A公司自行承擔;對于質量問題,A公司已經委托鑒定,主體結構與地基基礎均為合格,各項驗收手續齊全,現場零星的質量瑕疵并不影響工程整體質量,且均已整改完畢,不存在質量問題。


          但A公司卻認為,案涉兩份合同均無效。原、被告所進行的招投標行為是虛假的,所簽訂的中標合同并非雙方真實的意思表示,系一虛假的無效合同,雙方亦簽署一份協議書一致同意不以此合同作為確認雙方權利義務內容及解決爭議的依據。雙方在簽訂此備案合同前,已于2014年7月15日簽訂標前合同并一直實際履行,此合同為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應以標前合同作為確定雙方權利義務及解決糾紛的依據。關于鑒定結論,A公司認為,首先是不應以中標合同為依據進行鑒定,而是應以標前合同即雙方一直實際履行的合同為依據進行鑒定;其次,因鑒定報告出具單位為之前B公司公開招投標階段投標文件的制作單位,存在明顯的利害關系,其鑒定結論不應作為確定工程價款的依據。關于工期,由于B公司經常以拖欠農民工工資為由,怠于施工,導致工期嚴重延誤,事實上按照雙方實際履行的標前合同的明確約定,A公司并未拖欠B公司工程款,B公司要求支付工程款的條件并不具備,B公司的主張不能成立;同時,盡管經鑒定主體結構和地基基礎質量合格,但這僅是從最基本的安全保障的角度進行檢測,施工現場仍然存在大量的質量問題沒有整改,B公司無權向A公司主張后續工程款,請求法院駁回B公司的訴訟請求。


          三、法院認定


          (一)關于案涉兩份合同的效力認定


          一審法院認為涉案訴爭工程項目是依法必須經過公開招標投標程序的工程項目,根據《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釋》第二十一條規定,雙方簽訂的中標合同系經過公開招標投標程序,依法簽訂的且經備案的中標合同,且二份合同約定的內容不盡相同,從合同訂立的時間順序上及日常經驗判斷看,應根據時間較新的合同確定雙方權利義務,且本案的實際是時間較新的合同已備案。故本案應當以中標合同作為涉案工程的價款結算依據。該《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系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合法有效,雙方應按約定全面履行自己的義務。  


          二審法院認為,雙方當事人對標前合同、中標合同的真實性無異議,對案涉工程屬于必須招標范圍的工程無異議,而標前合同未經公開招投標,根據《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釋》第一條第三款,標前合同應認定為無效合同;《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協議》的合同目的在于規避工程項目必須進行招投標和確認未經招投標所簽合同的效力,依法也屬于無效合同;關于備案的中標合同,A公司認為B公司的項目經理王某以招標人工作人員的身份代表招標人進入評標委員會參與評標活動,雙方構成串通招投標,但其提供的證據不能證明王某在參與評標活動中對B公司中標的影響程度。B公司提供的證據能夠證明工程項目經理為張某,不認可雙方有串通行為。A公司提供的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主張,在中標人B公司提起支付欠付工程款的訴訟中,其作為招標人認為因雙方串通行為主張中標無效,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案涉兩份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約定的面積、價款、范圍等內容均不相同,原審判決在本案中認定中標備案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合法有效符合法律規定,依法應作為涉案工程結算的依據。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關于中標合同的效力問題。首先,根據A公司出示的《評標報告》《開標、評標階段記錄文件》《中標合同》的記載內容,王某作為B公司的工作人員,卻以A公司代表的身份成為評標委員會成員參與評標,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第三十七條第三款關于“與投標人有利害關系的人不得進入相關項目的評標委員會;已經進入的應當更換”的規定,王某進入評標委員會確屬不當。標前合同的簽訂表明,A公司作為招標人在招投標程序開始前與投標人B公司就工程范圍、建設工期、工程價款等實質性內容達成一致意見,而王某進入評標委員會、B公司中標,上述行為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實施條例》第四十一條第二款第六項規定的“招標人與投標人為謀求特定投標人中標而采取的其他串通行為”情形,屬于招標人與投標人串通投標。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第五十三條的規定,B公司的中標無效。根據《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釋》第一條第三項“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根據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的規定,認定無效:…(三)建設工程必須進行招標而未招標或者中標無效的”規定,因B公司的中標無效,故A公司與其簽訂的中標合同應為無效,故二審判決對該合同的效力認定不當。


          (二)雙方實際履行的是哪份合同


          由于一、二審法院均認定中標合同有效,并未涉及在合同均無效的情形下判定哪份合同是實際履行合同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在否定中標合同效力的基礎上認為,關于標前合同是否為雙方當事人實際履行合同的問題。根據本案查明事實,A公司出示的《工程款支付申請表》《報驗申請表》《工程款簽收表》《工程支付申請統計》記載的各項單體工程的各個部分的開工時間、完成時間以及整個單體工程的總完成天數,均與標前合同第一章合同協議書第3.1條約定的合同總工期不一致。A公司出示的《工程款支付憑證》《工程款報付申請與實際付款對比表》記載的B公司申請付款時間、A公司實際付款時間,亦與標前合同第二章合同條件第21.1條約定的工程款支付時間、支付比例不一致。A公司將部分分項工程進行了擅自甩項,交由B公司以外的第三人進行了施工。上述事實表明,雙方當事人并未按標前合同履行主要合同義務。故A公司主張雙方實際履行的是標前合同的申請理由不能成立。


          (三)鑒定結論能否作為認定涉案工程結算的依據


          一審法院認為,法院就該鑒定報告組織原、被告雙方進行了質證。該鑒定報告程序合法、依據充分,應作為本案定案依據。二審法院認為,原審法院就該鑒定報告組織雙方進行了質證,該鑒定報告程序合法、依據充分,應作為本案認定工程造價的依據。A公司據此提出本案應發回重審的理由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二項和第三項規定,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關于二審判決依據《鑒定報告》確定本案工程價款是否妥當的問題?!督ㄔO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釋(二)》第十一條規定:“當事人就同一建設工程訂立的數份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均無效,但建設工程質量合格,一方當事人請求參照實際履行的合同結算建設工程價款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實際履行的合同難以確定,當事人請求參照最后簽訂的合同結算建設工程價款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卑干鏄饲昂贤?、《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協議》、中標合同均無效,雙方當事人在履行主要合同義務時,既未按標前合同履行,也未按中標合同履行,依據現有證據不能認定雙方實際履行的是哪份合同,在雙方對B公司的施工工程部分有爭議、而B公司亦未完成全部承包工程項目的情況下,需要對B公司已完工部分的工程造價進行鑒定。第一,根據本案查明事實,中標合同是雙方當事人最后簽訂的合同?!惰b定報告》參照中標合同,得出工程價款的鑒定結論比標前合同約定的工程款低了900萬元,符合實際,亦較好地平衡了雙方當事人的利益。第二,雖然鑒定單位是B公司投標總價文件的編制人,但其與項目沒有利害關系。A公司在選任鑒定機構時和鑒定單位接受鑒定委托后,均未對此提出異議,且鑒定單位在接受鑒定項目委托時,指定了不同的鑒定人進行鑒定,故A公司主張鑒定單位作為鑒定主體違法的申請理由不能成立。第三,《鑒定報告》載明的鑒定材料包括施工圖紙、現場勘查和調研勘驗筆錄、修改通知單、工作聯系單、圖紙會審紀要、B公司和A公司分別簽字蓋章現場完成情況明細,一審法院就該報告已組織雙方進行了質證,故A公司主張鑒定材料未經質證、鑒定程序違法的申請理由不能成立。第四,在雙方對B公司的施工工程部分及其造價有爭議的情況下,《鑒定報告》是對B公司所建工程項目的造價進行鑒定,并不存在工程造價重復鑒定的問題。B公司出示的工程質量驗收記錄和工程結構實體檢測鑒定報告均載明工程質量符合要求,并不存在質量問題。A公司出示的工程建設整改通知單不足以推翻工程質量驗收記錄和工程結構實體檢測鑒定報告對工程質量的認定。故A公司主張存在鑒定程序違法、重復鑒定的申請理由不能成立。


          (四)工期延誤和質量問題


          一審法院認為,關于被告抗辯所稱,原告不僅未能按期完成工程進度,同時工程存在嚴重的質量問題、雙方所進行的招投標行為是虛假的,有串標情形,所簽訂的中標合同并非雙方真實的意思表示,系虛假的無效合同,不應作為確認雙方權利義務內容及解決爭議的依據的理由,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證據,且有悖于案件事實及法律規定,故法院不予支持。二審法院認為,B公司在案涉工程基礎、主體等分項工程項目施工完畢后,經第三方檢測單位鑒定出具了基礎、主體驗收記錄及主體結構為合格的鑒定報告,A公司在未組織竣工驗收的情況下已將部分工程實際投入使用,原審判決認定其應當承擔支付剩余工程價款及給付遲延付款利息的民事責任符合法律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關于A公司主張B公司應就質量問題承擔責任的問題。一方面,一、二審中A公司并未就案涉工程質量問題提起反訴,僅以存在質量問題為由抗辯不具備付款條件,未要求B公司承擔修復責任和損害賠償責任,故該項申請理由超出本案的再審審查范圍。另一方面,A公司亦未提交充分證據證明案涉工程存在嚴重質量問題、因質量問題對其造成的損失以及對質量問題進行修復發生的費用。如果案涉工程確實存在質量問題,并發生了修復費用,A公司可向相關責任主體另行主張維修及賠償責任。


          四、裁判結果


           一審法院判決被告A公司自判決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內支付原告B公司工程款及利息(利息損失按拖欠工程款本金為基數,按同期銀行貸款利率計算,從起訴之日2017年9月4日起計至實際付清之日止);確認原告B公司在被告A公司欠付的工程款及利息范圍內,對坐落于某村某某食品工業園內的“新建某某食品企業一體化項目”工程依法拍賣或折價后所得價款享有優先受償權;判決駁回原告B公司的其他訴訟請求。二審法院認為,原審判決認定本案基本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A公司認為本案應發回重審的理由均不成立。故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二審判決雖然對中標合同的效力認定不當,但并未影響案件的最終審判結果,亦未影響雙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尚不足以對本案啟動再審,再審申請理由不符合相關法律規定。駁回A公司再審申請。


          五、實務建議


          本案從一審、二審到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縱觀整個審理過程,在處理項目停工所引發的施工合同糾紛中至少有下列幾個問題應予以充分的注意。


          首先,關于合同是否解除的問題。項目中途停工,往往合同僅僅履行了部分,項目建設也沒有最后完成,此時作為施工方如果訴訟策略是主張合同有效并以有效合同作為結算依據,那么是否應當將解除合同作為訴訟請求提出,值得我們思考。一旦提出解除合同的訴訟請求,除了需要繳納相應的訴訟費之外,假如合同最后被認定為無效,則該項請求無法得到支持;如果不提出解除合同的訴訟請求,合同被認定為有效,那么實踐中又該如何處理?


          本案中,一審、二審均未對合同是否解除作出處理,最高院在再審裁定中認定涉案合同均無效,自然也就不再存在合同是否解除的問題。如果最高院也認定中標合同有效,那么對中標合同是否解除當如何處理呢?事實上,類似問題在司法實踐中存有一定的爭議,2017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第7次法官會議紀要的意見為:“如果享有解除權的一方既未發出解除通知,亦未提起訴訟請求解除合同,但約定解除或法定解除條件已經成就,或者合同已經喪失繼續履行條件,雙方在訴訟中明確表示不再履行合同的,可以認為雙方對合同的解除達成了合意,人民法院可以綜合案件具體情況,認定從達成解除協議之日起或者判決作出之日起合同解除?!币簿褪钦f,按照這一觀點,就本案的情形看,即便B公司沒有提出解除合同的訴訟請求,鑒于A公司已另外安排其他公司進場施工,合同已經喪失繼續履行條件,法院可以認定合同解除。


          其次,關于司法鑒定的問題。司法鑒定在實踐中存在的問題較多,2020年5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及2020年9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訴訟中委托鑒定審查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對司法鑒定有關的問題予以了進一步的規范,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在項目停工的施工合同糾紛中,無論是關于工期、還是關于已完工程質量和造價的鑒定都更加復雜,本文不再過多闡述。在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本案中A公司一直堅持認為應當以標前合同為結算依據,但A公司卻自始至終沒有向法院申請以標前合同為依據進行司法造價鑒定,這就導致法院根本無法支持A公司的主張,除非法院依職權委托以標前合同為依據進行造價鑒定。也就是說,在類似施工合同糾紛的處理中,及時提出司法鑒定以支撐自己相應的主張十分重要,只談觀點而沒有相應證據是難以獲得支持的。A公司不應因B公司提出了造價鑒定申請,自身就怠于提出相應的造價鑒定申請。如果本案中A公司也申請司法鑒定,并堅持以標前合同為依據,在獲得相應鑒定結論后能夠進一步論證該結論的公平性和合理性,案件的最終結果可能或有不同。


          第三,關于工期延誤和質量問題。中途停工的項目大多存在一定的工期延誤和質量問題,關鍵是工期延誤的責任如何認定,質量問題產生的原因如何查明。實踐中,工期延誤很可能是多因一果,既有發包人的原因,也有承包人的原因,兩者交織在一起,很難簡單分清,即便是對工期進行司法鑒定,也有相當的難度。在上述案例中,盡管A公司主張B公司導致工期延誤,但因自身也存在支付工程進度款屢屢違約等問題,所以無法提交有足夠證明力的證據說明工期延誤的原因在于B公司。至于質量問題,參照2019年2月1日施行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釋(二)》第七條規定,發包人僅以工程存在質量問題抗辯承包人要求支付工程款的請求時,人民法院一般均不予支持,除非發包人針對質量問題提起反訴或者另案訴訟。在項目中途停工的糾紛中,由于工程尚未完成竣工驗收,質量問題是一個較為復雜的問題,而質量合格又是承包人主張工程款的前提條件,不能證明已完工程質量合格就無法主張相應的工程價款。尤其是已完工程尚未經過階段性驗收或者發包人對工程質量提出異議,實踐中多以申請質量鑒定來處理紛爭。


          第四,關于類案裁判規則與個案研究。施工合同糾紛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合同糾紛,就在于其雖然有大量的類案裁判規則,但每一起案件又有其特殊性,決定了案件審理結果的不確定性和較大的差異性。這對代理人來說既是挑戰又是機遇,案件的結果與代理人所付出的努力及豐富的實踐經驗密不可分。比如本案中涉及的黑白合同的效力認定,類案裁判規則告訴我們,通常司法認定為案涉合同均無效,同時以標前合同(黑合同)為實際履行的合同并將其作為工程價款結算依據,A公司的訴訟正是遵循這一思路。而實際本案的裁判結果卻是以中標合同(白合同)作為結算依據,盡管再審裁定以串通投標為由否定了中標合同的效力,卻同時又以無法判斷哪份合同為實際履行的合同為由,根據《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釋(二)》第十一條的規定以及按照中標合同(白合同)為依據的鑒定結論的公平性,維持了二審判決的結果。最高院的裁定可能令A公司感到有一些意外,卻正是B公司從一開始就既定的目標。應該說,正是B公司全面掌握了項目停工所引發之施工合同糾紛的處理實務,結合類案裁判規則深度研究案件的特殊性,從而準確判斷了在類似糾紛中公平性對于司法裁判的重要影響,最終贏得了支持。


          綜上可見,在項目停工所引發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中,面對更為復雜的多個問題的交織,既要遵循施工合同糾紛的類案裁判規則,又要以足夠的耐心研究個案的特殊性。尤其是像本文探討的類似涉及黑白合同、實際履行合同難以判斷,甚至哪一份合同是最后簽訂的都存有爭議的糾紛案件,更應做到統籌兼顧,未雨綢繆,制定并實施務實、高效的訴訟策略,動態把握審判實踐的理念與變化,從而更好地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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